爱丽丝 门罗(爱丽丝门罗经典句子)（Alice Munro（爱丽丝门罗的经典句子）文章)

爱丽丝·门罗(Alice Monroe)住在加拿大的克林顿镇，一个有3000多人的小镇，离她的出生地安大略省休伦县的昂德海姆镇不远。昂德海姆的邮政编码是N0G2W0，当地人经常自嘲:“这是因为没人愿意去昂德海姆。”昂德海姆成了梦露的重要素材，在那里她度过了不愉快的童年。她的父亲经营狐狸和水貂养殖，母亲是一名患有帕金森综合症的乡村教师。他们都是移民。梦露小时候住在一栋“性质模糊、位置尴尬”(洛克堡的景色)的红砖房子里。由于经济拮据，她一边上学，一边兼职做服务员、捡烟草工和图书管理员。几年后，她成为一名小说家，发表了15篇短篇小说，每三四年一篇。在加拿大，她的名字家喻户晓，在中国，她因为诺贝尔奖而被国人熟知。

我希望梦露的读者能从短篇小说集《亲爱的生活》开始了解她的作品，因为这是她最好的作品。她说，“十四个故事中的后四个(亲爱的生命)从情感上来说是自传性的，讲述了她生命中的第一个、最后一个和最接近的词。”在同名短篇小说《亲爱的生命》中，作为叙述者，她在文末写道:“我母亲病危时，有一天晚上不知何故从医院出来，在镇上漫无目的地游荡，直到一个完全不认识她的人发现了她，把她送回家。我说过，如果这是一部小说，那就太过分了，但这是真的。”

《亲爱的生活》采用自传式的叙述方式，使得小说的叙事极具欺骗性，仿佛读者在阅读真实的生活，而不是虚构的故事。在门罗的小说中，这种欺骗无处不在，这就赋予了门罗小说“仿真”的魅力。

门罗小说的主题很普通，但总是惊心动魄。她的短篇小说像长篇小说一样，让读者感受到平凡生活中的巨大张力。她擅长速写，很少使用比喻和排比，感叹号和煽情段落也很难找到。她很少用夸张的手法出招，而是站在一个疏离的角度，冷静地刻画人物，就像她和温哥华的关系一样。温哥华是门罗经常写的城市之一。《家庭宽恕》中，嬉皮士兄弟住在温哥华第四大道；在回忆和回忆中，温哥华成为主人公不可逃避的风景。柯蒂斯岛写道，“温哥华的冬天不同于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地方的冬天。”

这种重复的写法并不能说明梦露有多爱温哥华。《纽约时报》的作者大卫·罗斯金(David Ruskin)说，“她从来没有喜欢过20世纪50年代平庸压抑的温哥华，据说她对今天秩序井然的温哥华也从来没有任何热情。......她让自己的形象如此深刻地反映在一座城市里，却从未真正让自己沉浸其中。”

门罗对有序的秩序保持警惕。在她的小说里，主角一直在逃离某种秩序，婚姻，家庭，道德，甚至整个社会。这些女人也许没有做出过激的举动，但内心已经动荡不安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人生的思考。在加拿大，人们离得很远，又离得很近。加拿大的很多城市就像大村庄，人口稀疏，生活重复，气氛过于安静，现代性的驯服，熟人社会的关系。这些大村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，成为束缚门罗小说主人公的沉重枷锁。在短篇小说《明亮的家》中，梦露反思了现代生活中个人的驯服，她很少在结尾跳出来代替人物说话。她说:“这些人都是成功人士，都是好公民。他们想给孩子一个家，遇到困难会互相帮助。他们打算建立一个社区。他们一提这个词，就好像在里面找到了现代社会的某种应有的魔力，不存在犯错的可能。现在，你除了把手放在口袋里，守着一颗不打算服从的心，什么也做不了。”

梦露可以熟练地模仿不同角色的口音，不仅仅是女孩和家庭主妇。比如“太空”和“亲爱的生命”的口音就很不一样。《亲爱的生命》有一种深沉的静止，是一种冷静审视世界的味道，《太空》则充满了强烈的存在感。后一部的主人公是一个典型的门罗小说女性，被囚禁在家庭中，有逃跑的想法。《太空》的故事比简单的逃亡更复杂。丈夫杀了三个孩子，妻子被送进精神病院，妻子翻箱倒柜说不打算抛弃孩子。这些看似离奇的情节被门罗巧妙地串了起来。她笔下的女性不是崇尚女权的象征，而是徘徊在矛盾之间的人。

热衷于写生活和人们的平庸

梦露为人欣赏的是她的克制和入木三分的讽刺，不像老太太的裹脚布，没有学院作家停不下来的讲座。她的小说完成了，这使她被称为“加拿大的契诃夫”。然而，门罗的写作与契诃夫有很大不同。契诃夫不抗拒抒情，但热爱抒情。门罗采取更冷的写作态度。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。他们都热衷于写生活和人们的平庸，唤起读者对日常生活的意识。

在文坛上，梦露被誉为“作家中的作家”，她的处女作小说《欢乐影之舞》展现了非常成熟的语言。在加拿大，她已经出名很久了。她的朋友兼作家阿特伍德说:“在20世纪60年代，在加拿大出版小说非常困难。许多加拿大人开始阅读门罗的短篇小说。”然而，在国际上，梦露的写作一直受到质疑，尤其是在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。一群人都很惊讶，因为梦露一生都在写短篇小说，小说却不多。但是，文学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，认为写长篇更能体现作家的功力。另一个争议点是，门罗的小说似乎致力于琐事，局限于家庭和女性生活。《有时书评》在采访梦露时提到:“梦露曾被贴上‘家庭主妇’的标签，有评论认为她的作品过于家庭化、琐碎无聊。一位男作家曾对梦露说，‘你的故事不错，但我不想和你上床。’门罗轻蔑地回击道:“谁邀请他的？”"

还有人认为梦露一直在描写家庭、婚外情、小女孩等。几十年来，她的作品缺乏模式。在他们看来，有大局观的作品就像《百年孤独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白鹿原》。时间往往跨越百年，人物层出不穷，故事情节包含家庭、战争、国家、时代等大词。但以小见大显示了技巧，而且家庭不比国家结构小，女性的生活也不比男性低。评论家们热衷于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，但门罗的作家们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。他们写横断面不如托尔斯泰和马尔克斯，但在深度和密度上并不逊色。他们对生活的敏感让他们更善于捕捉人性微妙的瞬间，而家庭就是一个合适的容器，在这里可以成就很多人际关系。

对于这种重复写作的质疑，门罗在2009年的国际作家节上说:“(一个故事)更像一座房子。你进去，在那里呆一会儿……你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房子里。每次回去，这个房子，这个故事，包含的内容都比你上次看到的多。它有自己的存在感，有自己存在的必要性，而不仅仅是为了迷惑你或者给你提供一个立足点。”

短篇小说因为篇幅短往往缺乏厚度，但门罗的短篇小说却充满了生活的质感。她对文本的解剖、准确的观察、透彻的心理描写和干净的语言赋予短篇小说以蓬勃的力量，这使得阅读门罗的小说具有危险性。我们无法从他们身上获得一股快感，反而会陷入对过去的沉思，对两性关系乃至整个人生的迷茫。正如琼帕·拉希里所说，“她的作品证明了人类关系和心理的神秘是文学的本质和动力。”

[/s2/]门罗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作家

门罗关注女性的困境，但她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作家，也不是绝对的男女平等主义者。从《男孩女孩》和《太多的欢乐》中，读者可以读到门罗对男女差异的思考。在《太高兴了》中，她写道，“请记住，当一个男人走出房门时，他会留下一切……而当一个女人走出房门时，她会带走房间里发生的一切。”

门罗从男女差异及其背后的社会形成机制出发，写出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，夫妻之间的微妙关系，以及男女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，展现了女性成为女性的原因。她的小说从语言到服装，从空间到教育机制，全方位地向读者展示了“女人味”的养成。比如小说《男孩和女孩》，以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展开，展现了一个小镇女孩如何在社会所暗示的“阳刚”和“阴柔”之间摇摆，最终屈从于社会对一个女人的认知，把自己打扮得感性温柔。

小女孩长大结婚生子，就成了门罗小说中常见的妻子形象。在《男孩女孩》中，“妈妈总是太累太忙，根本没时间和我说话。......我认为在家里的工作真的是没完没了，无聊得要命，而且特别令人沮丧:而在外面做的工作，帮助我父亲的工作，具有仪式上的重要性”；在办公室，“房子对女人的意义和对男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。她不是那种走进房子，使用房子，然后走出房子的人。她就是房子本身，没有分家的可能”；在想象中，“穿制服的玛丽·麦奎德”是房间里的另一个孤岛。大部分时间，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风扇旁边，风扇似乎已经疲惫不堪，搅动着空气，仿佛在搅动浓汤。......她就在那里等着，呼吸着，发出一种类似风扇的声音，充满了苍凉，一种无法形容的控诉。”从女孩到母亲，门罗的小说形成了一个命运闭环，这是她文本压抑的内在原因。门罗解释了一个女人一生中所经历的各种驯服，以及她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反抗和失败。这些女性不再只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小主妇的象征，她们的普遍性超越了国界，感染了外国女性的心灵。

从梦露身上，我们可以感受到源自弗吉尼亚·伍尔夫的女性意识。虽然门罗的生活与布鲁姆斯伯里学派完全不同，但他们都有着强烈的脱离某些教条的意志，珍惜人们自由意志的闪耀光芒。然而，梦露笔下的女主人公与伍尔夫不同，她们的逃离往往是不彻底的，甚至是撤退。门罗不仅写女性的困境，也写地主、丈夫等社会角色的困境，使得小说中的社会关系微妙而复杂。

门罗反思单调的生活并不局限于小镇。在她的小说里，没有对富裕城市和乡村单调的传统偏见。她不仅写小镇的单调，也勾勒大都市人的同质生活。后者似乎享受更精致的待遇，出入嘈杂的舞厅、酒会、饭局、商场等。，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仍然缺乏精致，充满了陈词滥调和规则，生活在那里的家庭主妇也有着强烈的逃避欲望。

说到底，梦露的小说是要对生活的真实负责的，或者可以这么说，她说的“真实”就是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梦露不会因为欣赏叛逆女性就给她们安排一个理想的结局，也不会因为质疑过于安静的村镇就用梦想来粉饰大城市。平淡的生活是惊心动魄的，逃避不是句号，而是永久的声音。

所以，你一定要做好读门罗小说的准备。她真的不会轻易和解。即使是以逃亡这样的回归结局的小说，卡拉与丈夫和好后的心情也是:“就像她在肺的某个地方扎了一根致命的针，可以浅呼吸，却感觉不到疼痛。但每当她需要深呼吸的时候，都能感觉到针还在。”